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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次黄埔区广本的废气半夜偷排的恶行,但是市和区的环保局在踢皮球。@王则楚:环境的投诉,属于公益类的投诉。没有老百姓的强烈支持,没有法律界关于环境诉讼的支持,难以奏效。要积极推动这些不是为了个人利益,而是为了全体人民利益的公益诉讼。你应该成为斗士之一。主持人:@南都广州两会微访谈嘉宾:@王则楚、@雷建威本周微博值班记者谢亮辉靳颖姝 (微博)张昊实习生赵兵兵谢勇鸣谢新浪微博、腾讯微博出场网友(南方都市报)
新华网杭州1月11日电 (记者段菁菁)记者11日从西溪湿地管委会获悉,杭州西溪湿地旅游区被正式授予“国家5A级旅游景区”称号。这也是中国首个国家5A级景区的国家湿地公园。 西溪湿地旅游区是中国首个也是唯一的集城市湿地、农耕湿地、文化湿地于一体的国家湿地公园,西溪湿地在2009年被评为国际重要湿地名录、国家4A级景区后,又制定了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目标。 据悉,5A级旅游景区是中国旅游景区的最高级别,代表着景观质量、服务质量和环境质量以及游客满意度的顶级水平,是景区管理能力、综合竞争实力和服务水平的综合体现。杭州市西湖区区委常委、杭州西溪湿地公园管委会副主任赵忠伟说,通过两年来在生态、服务、管理上所做的努力,作为一个开园不到10年的景区,西溪湿地完成了“内外兼修”的蜕变。 两年来,西溪湿地实现了从纯观光游到观光休闲两轮驱动的完美转型,截至2011年底,西溪湿地入园人数累计超过740万人,实现经营收入2.8亿元。 赵忠伟表示,成功晋级的西溪湿地将绝对做到“五不”:生态保护不放松、门票不上涨、服务不减质、管理不放松、坚持标准不动摇,力争西溪湿地能成为“国内顶级、国际一流的旅游综合体。” (段菁菁)
[导读]六十年前,飞行员牟敦康不幸坠海牺牲,被追认为一等功臣;而金枫是战场上的一个担架员且成为美军俘虏,最终去了台湾。这是一个烈士和一个俘虏的故事。他们并不相识,赴朝参战是他们唯一的交集。在抗美援朝的大和岛空战中,飞行员牟敦康不幸坠海牺牲,被追认为一等功臣。2011年11月30日,是牟敦康就义60周年纪念日。部分志愿军空军老战士、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空军领导同志的后代,在北京聚集一堂,缅怀英雄事迹。牟敦康和他的战机,至今仍沉睡在海底。60个年头了。牟敦康的家人,开始重建有关他的历史记忆。他的人物肖像拼图,在发黄的档案文献与亲友口述中,日渐完整和清晰。 在抗美援朝的大和岛空战中,飞行员牟敦康不幸坠海牺牲,被追认为一等功臣。2011年11月30日,是牟敦康就义60周年纪念日。部分志愿军空军老战士、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空军领导同志的后代,在北京聚集一堂,缅怀英雄事迹。 数千里之外,在台湾海峡的另一边,一个叫金枫的老人,也时常会将思绪拉回到60年前的朝鲜。他没有牟敦康的荣光,只是战场上的一个担架员,且成为美军俘虏,最终去了台湾。但比牟敦康幸运的是,他活了下来,迄今已经81周岁。 这是一个烈士和一个俘虏的故事。他们并不相识,赴朝参战是他们唯一的交集。 无关抗美援朝的宏大是非,我们只是记录他们如何一步步自愿走向战争的心路历程。 童年:鬼子来了 牟敦康的童年是在山东日照县(现为日照市)牟家庄度过的。他生于1928年,北伐战争正接近尾声,日本出兵占领青岛,并制造了济南惨案。牟敦康的父亲牟宜之(1909-1975,革命者、诗人)19周岁,已于3年前参加革命,4年后,又在共产党领导的日照暴动中现身。国民革命军、共产党、军阀还有以日本为首的外国势力,构成牟敦康成长的战乱与革命环境。 “天性倔强爱打仗,不得一般叔伯欢喜。从小就喜爱看小说(带划[画]的),与这类的故事。羡爱看一些有武艺的能人,羡爱当兵拿刀枪的打仗。及长,父亲问长大干什么?当兵!父亲就奖(讲)有种。”(注1)牟敦康的性格,有着明显的时代气候影响。 八岁的时候,他随父亲去了济南。“在学校不守规则,与教员打架”,因此而被开除。相较于同龄人,牟敦康体力较强,且打架爱拼命,致使即便能打过他的同学都怕他三分,“这样养成了高人一头、英雄主义思想意识,敢作敢为、什么都不怕的性格。”(注2) 在济南待了九个月后,牟敦康放假回到日照老家。此时已是1937年夏天,抗日战争很快爆发,自己家乡的抵抗军队都跑了,日军进了村,并设了据点,他为此曾短期随家人逃难去祖母家。他有些苦恼,感怀日军的侵略与欺辱,认为“当兵打鬼子”是最有意义的人生,但同时又觉得“这种动荡不安定的生活很有意思”,“很热闹,听到打仗的炮声与枪声特别愉快。”(注3) 父亲牟宜之在日照暴动后,曾去日本留学,1935年归国后任《山东日报》社社长兼总编。抗战后,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济南北100公里处的乐陵县县长,这期间曾协助萧华等人建立八路军支队。牟家家境原本还好,1937年后随日军经常性扫荡而陷入败落,在村里算是“破落地主”。(注4)在外县的父亲很难给予援助,家庭缺乏劳动力,又因日军入侵而受损,所以牟敦康开始半读半农,一直到13岁与老师打架而彻底辍学。他在自传中称教师“是一个势利眼、色鬼,后来当了汉奸”。 牟敦康对日军和汉奸的仇恨与日俱增,这和他亲历的现实有关。“此时鬼子统治更严,对待中国人也更加残酷。因年龄增加,头脑渐清,看到捐税的严重,一般人家都要吃糠咽菜,生活空前的痛苦困难。眼见耳闻同胞被残杀,村中邻人也经常被打得半死不活。”(注5) 比牟敦康小三岁的金枫,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勃利县人,从小也生活在日本人的阴影下。他出生那年,发生了“九一八事变”,日本人占领了东北,并成立伪“满洲国”。“我六七岁记事的时候,长辈都不跟我讲中国人,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满洲国人。”金枫说。(注6) 金枫家是富户,在农村有些地,父母亲还在城里经商。“后来做不下去了,满洲国那个警察,看你家赚钱多就来跟你讲:把钱给我,你要是不给我,我就给日本官讲。当时当县长的是满洲国人,副县长是日本人,可是副县长说了算,正县长说了不算。要是不把钱给警察,他就向那个日本副县长讲你告诉小孩子是中国人。日本人知道谁讲中国人,就杀头。要讲满洲国人才行。” 金枫说,经不起警察的敲诈,在他七八岁的时候,家人就放弃在城里做生意,回农村种田去了。家庭仍然富有,以至于他可以一直读了7年书。课本上以教满语和日文为主。 1945年抗战胜利,对金枫而言是个生活上的转折。“我们东北是个怪地区,民国元年到民国20年,是张作霖管,他不讲中华民国,他讲满清。民国20年到民国34年,末代皇帝溥仪到东北做皇帝,也讲清朝的事情。所以一直到1945年,我14岁,才开始不再过满清生活。”金枫说,伪“满洲国”强调长幼有序,长兄如父,他从七八岁起,就要站起来和比他大两岁的哥哥讲话。女孩子做针线活,走路要规规矩矩,不能蹦蹦跳跳,到了十七八岁就要嫁人,“如果女孩子到十九岁还没嫁人,那在村庄就呆不住了,没有办法了。男孩子也一样,到了十九岁不结婚,这个村庄就看不起你了。你结不起婚,表示你没能力。” 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与伦理秩序中成长的金枫,很快就要接受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哲学。 追随共产党闹革命 抗战胜利后不久,国共两党就开始抢占东北。“哈尔滨以北,中共去了,哈尔滨以南,国民党去了。一胜利了,我爷爷就盼望关内的中央军来,不盼望共产党,他说共产党打土豪、分田地,共产共妻,没个主张。”金枫说。 金枫所在的勃利县位于哈尔滨以北,中共很快占领了那里。他家受到了清算。“我家里是有钱的,有田地,有车有马,共产党把我家划为富农,就开始斗争。”金枫说,清算的工作也有反复,第一次清算工作团没有杀人,他家的田地和六匹马被分了出去,“都是东北年轻人当干部,干部一走,穷人就把马给我们送回来了。我爷爷六十七八岁,在地方上有点地位,他们都叫金三爷或三叔什么的。他们说,三叔,我人穷志不穷,干嘛拿你的马?反正清算工作团走了,我还给你。马也还回来,田也还回来。” 但事情并未就此终结。又来了更猛烈的第二次清算。富农并未被枪毙,但生活开始急转直下。“一夜之间我家什么都没了,光剩个房子,空壳子。连床铺都没了,被子褥子全没了。”金枫记得,那时候的口号是“贫农雇农团结中农,斗争地主富农”,他本人的学业因此中止,并且被要求去烈属、军属家庭做工。 “做工还要受气,地主、富农的子弟还不能结婚。我这富农子弟是要加倍被批斗的,等到1948年,我十七岁,那时候中共要在村庄里找有学问的人接受中共教育,出来当干部。村庄里面念书的不多,就十个八个,穷家庭的孩子根本读不起书。看我念了七年日本书,就把我从富农拉回到中农来。”这对金枫是个大好消息,1949年1月份,他收到一封介绍信,推荐其到勃利县中学地干班进修六个月。 “我念日本书念七年,什么都不懂。在地干班念了六个月,整个脑子共产主义。”金枫这个曾经的斗争对象,开始成为共产党的拥趸。 牟敦康不像金枫,他对共产党一开始就有好印象。1942年,他曾多次寻找八路军,希望参加抗日军队,“打鬼子”。“1942年时家中生活特别困难,在秋黄不接的时候,幸村中姓牟的财主多,念同祖借给点粗粮(往年养猪的子「籽」),半饥饿(地)的活下去。家中的树木卖光,生活早已降到社会的下层,再加因父亲的关系,家庭的人们在情感上也靠近八路军。”(注7) 1943年9月,牟敦康被父亲送到八路军根据地子弟学校读书。在这里,他开始对“革命”有了认识,指导员的政治教育,让他“认识了国共所代表的阶级利益”,并“从本质上认识了民族敌人”。在子弟学校,牟敦康算是文化底子比较高的学生,因此成为股长干事,在同学中很有威信,但被教员认为不好管理。他有强烈的“个人英雄、小领袖欲”,“在学校曾两次调我出校受训快记(会计)与卫生,因自己考虑,认为那是没有发展前途的,与愿不符,不能成为英雄,不去。”(注8) 1944年,因日军扫荡,牟敦康离开学校,在家待了一段时间。父亲牟宜之此时是山东军区独立旅政治部主任,他经常央求父亲送他到军队去,“认为军队里光荣热闹痛快,希望打仗,认为这才算名副其实的抗日,从而可以出风头当英雄。”(注9)入党与参军 父亲并不支持牟敦康参军。他才16岁,太小了。 牟敦康转而央求独立旅的参谋处长赵凌汗,赵与牟宜之商量后,允许牟敦康去独立旅的轮训队学习,1944年12月,又以山东军区名义介绍保送他去抗大(抗日军政大学)一分校学习。 这被牟敦康视为入伍的开始。5年后,他在自传中描述当时的心情:“如今多少年的愿望达到了。很高兴。幻想着将来怎样成为一个驾驶飞机或坦克的英雄与指挥官。所以入伍后,情绪很高,虽年龄小,但行军反扫荡也能跟上不落后,并能帮助别的同志学习。” 1945年,日本战败投降后,牟敦康被派去了东北。这很合他的期待,在去东北的路上,虽然腿部受伤,但坚持着不叫苦。他担心遭遇其他同学在后方工作的命运,希望自己能够调到战争正激烈的山海关前方去。时隔不久,他所在的部队,有7人调到1946年3月于吉林省通化市新成立的东北航校。这意味着,他经过受训后,可能成为一名飞行员。“当时的思想,空军是最好的工作,不用费很大的身体能完成很大的任务,容易出名、出风头,待遇高、生活好,受国家、党的器重,希望很快学好,参加战争。”而如其所愿,他本人的几次编队都调到飞行队。 在这一段时间内,最困扰牟敦康的问题是入党。在抗大时,他曾申请入党,但因手续不合法,需要重新填表审批。抗大因其已离开半年,不予批准,东北航校也以其刚到为由不批。他为此内心很不平衡,“特别因为有些比自己新的同志都是党员,造成对组织不满,对这类的党员不服气,拒绝他们的帮助。曾说,我一点也不比你差……”(注10)一直到1948年,在经过二次讨论入党没通过的挫败后,他才于10月份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 入党的波折,大抵和牟敦康的个性有关。在其自传中有比较中肯的自我批评:“因自己参加革命早些,个性又强,不能虚心团结同学……认为水平早够,同志们、支部光计较小问题,委屈了自己,却不去从思想上来认识与检讨不能入党的原因,自高自大,不虚心,个人英雄,不能很好的团结同志。” 东北航校战友吴光裕这样回忆牟敦康:“他性格比较孤僻,对别人话不多……为人耿直,从不绕弯子。对领导有意见会当面提出。有一次,在东北老航校的党小组讨论牟敦康入党,牟敦康闻声,身揣手雷一直在屋外绕圈,不时从门缝里往里张望。后来他对我说:”我就是要看看谁不投我入党的票,我会炸了他。‘“(注11) 这样的性格,也决定了牟敦康在飞行训练时必不肯落后于人。吴光裕称其飞行技术是学员中最好的。 至于金枫,在地干班进修了6个月后,成为勃利县倭肯区(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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